文艺批评 ▏霍尔纪念周·常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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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纪念周
编
者
按
从今天起，本刊将连续刊出霍尔及其同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批判性文章。一方面，肆虐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正构成了今日全球社会正义与进步事业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时候，借用王晓明老师的话说，霍尔的“眼光依然很犀利，不但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讨论，更从文化角度（他用的词是‘消费主义’）提出特别的分析”。可以说，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今天刊出的，是第二篇。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常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斯图亚特·霍尔、阿兰·奥谢（Alan O’Shea）
朱杰 译
在常识领域的斗争，乃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部分。
斯图亚特·霍尔
大卫·卡梅隆
就让这成为我们的信条吧——常识为公益。
2011年4月24日
当政治家们试图为其政策赢得赞同或动员民众对其加以支持，他们就经常断言，这些政策得到了“全国上下勤勉工作的家庭”的首肯。他们暗示说，他们的政策不可能不切实际、不合理性或急进过激，因为它们牢牢地位于民众思想的惯习内——“众所周知”、理所当然且无不赞同——时代的民间智慧。如果确实如此，则政治家们的这一宣言，就为他们的政策授予了民众意义上的合法性。
实际上，他们真正在做的，并不仅仅是援引民众的意见，他们还形塑并影响着它，如此，他们便可使其为我所用。通过断言民众的意见是已经同意了，他们希望创造出作为效果的同意（agreement as an effect）。这就是自我实现之预言的循环策略。
但是到底什么是常识？它是“日常念想”的一种形式，它为我们提供意义框架，我们借此理解世界。它是某种流行、易得的知识，它并不包含复杂的观念，也不需要成熟的论述，更不取决于深思熟虑或广泛的阅读。它在本能的层面运作，既不需要事前筹划，也不需要事后反思。它是实用的、经验性的，它有着直接来自经验的假象，它所反映的，仅仅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它所回应的，是“普通人”在实际指导和建议方面的需要。
它并非有钱、有权或有教养者的特性，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一切人所分享，无论其阶级、地位、信条、收入或财富状况如何。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它用坊间、酒馆、车间和门廊里为人熟知的白话表述自身。小报——其主要仓库之一——的流行和影响，就取决于其模仿甚或伪装成“平头百姓”语言和警句句型的程度。在现如今非常有名的例子中，你不能说“英国海军击沉阿根廷巡洋舰”，而应该说，“搞定”。[1]
安东尼奥·
葛兰西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就此主题展开过极具洞察力的书写，根据他的说法，常识“并非批判的和融贯一致的，而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2]但是，它也的确有“逻辑”、有历史。葛兰西说，它总是“对现实世界某些特殊问题的反映，这些问题在它同世界的直接关联性上是十分特殊和‘原创的’。”它利用过去的理念和传统；但它也保持演进，以赋予新的发展以意义、解决新的问题、阐明新的困境。正如葛兰西所说，“常识”“并非某种严格的、不变的东西，它不断地改变自身”。
它同样也具有内容。它是实验效果良好的知识、习惯信仰、睿智说法、民间妙计和偏见的摘要，其中一些——比如“你喜欢的，少吃一点没坏处”——听起来甚是合情合理，另一些则极不准确。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显而易见。它的暗号，就是“可不是！”它似乎不受时间影响。的确，它可能颇具说服力，这正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自然——而非历史——的产物。
在社会意义上，常识倾向于保守，它偏爱传统（即使如埃里克·霍布斯邦所言，大多数传统不过是到昨天才被“发明”出来！）其变革的步幅宛若冰川。事实上，它却总是被外界的压力和影响所重构和刷新。
常识在感觉上是融贯一直的。但是葛兰西论述说，与性格一样，它的“构成千奇百怪”。“它包含石器时代的要素，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来自历史的一切过去阶段的……偏见，以及……未来哲学的直觉”。由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它在根本上是充满矛盾的。它所讲述的，并非某一个故事，而是诸多彼此冲突的矛盾的缝合——但却未能解决它们之间的差异问题。源头多样的零星思想——葛兰西所谓“层层积淀”——慢慢以删削且简化的方式适应或积淀进“大众哲学”，却并不留下关于自身源头的清单。例如，《情报》的宣言《框架性声明》（Framing Statement）论述说，当代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的理念，来自于18世纪的亚当·斯密理论及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尽管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他们，更不要说去读他们的著作了。[3]许多常识性的道德判断——比如关于性的——有着犹太教与基督教血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在《圣经》的何处找到它们。
玛格丽特·
撒切尔
许多人本能地推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正义观——同时又相信伊斯兰教法（Muslim Sharia Law）乃是野蛮的法律形式。依靠救济金生活的人，相信其他一切领取补助金的人都是小偷。主张受私心驱使的、不受约束的竞争乃是唯一成功之道的人，同样也相信“我们该爱我们的邻居，如同爱我们自己”。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常识性语言和不可能实现之方案的女主，既支持“自由市场”（即没有太多国家约束的市场），也支持“强力国家”。
然而，在见解保守的同时，常识同样也含有具有批判性或者乌托邦色彩的因素，葛兰西称其为“健全的内核……应当使之更为一致和融贯。”他谈到了人们对于“世道是这么回事儿”的理解，人们显然相当明显地认为其理所当然，但也表达出某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感觉：地主倾向于剥削佃户，应对“信贷紧缩”负责的银行指望纳税人的拨款而非自己承担紧缩责任。首席执行官们收到巨额奖金，即使其公司表现糟糕；能赚钱的生意能交税的时候总是逃税；从商品降价中获利的公司，也不会将所得转给消费者。
葛兰西将这些关于险恶世事明显“自然”的洞见称为“健全的见识”。而在健全的见识基础之上，左派可以发展出意在激进变革的民众策略——如果它能考虑到常识乃是政治斗争的场域。常识与“健全的见识”共存。我们能够忍受此一并不融贯的结构，这可能要归功于这一事实，即常识这一“层层积淀”代表了彼此迥异的社会集团的见解和利益：“每一哲学思潮都留存着‘常识’的积淀：这是其历史有效性的证明”。正是它，使得我们可以同时持有互相矛盾的主张，并且占据互相矛盾的主体位置。
作为市民，我们期待社会服务，以作为纳税的回报。但是作为“纳税人”，我们又被引导着这样想，即我们应该越少交税越好，不管其社会后果如何。玛格丽特·撒切尔利用了此一矛盾，她论述说，作为工人，我们都有部门利益，“但我们也都是消费者，而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希望有选择。我们希望物有所值”。因此：“工会也是一样，作为消费者，它们也希望有开放的市场”。困难在于，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同时是市民、纳税人和工人。因此，试图赢得我们赞同的话语，就必须将定位我们自身的一种方式凌驾于其他方式之上。常识由此就变为一个存在竞争的领域。正如多林·梅西（Doreen Massey）在《经济的词汇》（Vocabularies of the Economy）一文中所说，我们知道医生/病人、老师/学生、市民/国家、买家/卖家、顾客/超市都有着具体且非常不同的社会内容。[4]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被劝服只将自己视为“消费者”，则其他一切关系都可被化约为一个公分母：事实是，我们都在市场（原文如此）上消费商品（原文如此），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花了钱买它（原文如此）。一切都变成了商品，而我们活动的这一方面，凌驾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如此，一种看待社会（作为市场）的全新方式开始发挥作用。如果加以发展，它就可以为一种新的（新自由主义）常识提供基石。
《新自由主义之后》认为，事情的确就是如此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在缓慢而确定地渗透社会，并对人们当作常识传递的东西加以改造。构成了福利国家时代基础的、大致的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态度，已经让位于更具竞争性、更为个人主义的、受到市场驱动的、企业精神的、利益导向的世界观。对于此一进程已达何种深度，我们尚无证据：证据很难“解读”，而趋势当然也并非单向。然而，在协调有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动攻势四十年来，此一新版常识快速占据了主导地位。
有一种广泛为人所接受的常识性断言是这样的：“你不能只靠往里砸钱来解决问题”——它经常针对的是工党的“税入与支出”（tax and spend）[5]政策。它也许言之有理。但是恐怕只有很少问题会因为资助更多——而非大幅削减预算——而得不到有效缓解。右派对于此类口号的利用当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对于那些借由量化宽松政策“砸”到银行或经济中去的钱，他们并没有什么愧疚。
据说，纳税人希望“物有所值”和“更高的效率”。市民当然有权利看到他们的钱花到了正经地方。但是消防、警察、救护车工作人员、青年与社区工人、心理健康医师或者托教保姆，会不会因为人数更少而必然更有效率？他们之于社会的好处，是不是只能从其交换价值来衡量？如果得到了信息引导的监管更为有效，那么为什么提供信息的“幕后”人员就被看成是可有可无，就因为他们“不是一线人员”？越来越多地，这些常识性的“真理”成了对公有部门进行激烈抨击的掩护，而这些抨击，是与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反国家意识形态相配合的。
如今，我们被告知，我们都想要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个人选择。的确，我们不仅被给予了“选择的自由”，我们还被要求去选择：病了住哪家医院、践行何种生活方式、塑成何种身份、效仿哪个名人楷模。当然，没有理由只有富人才该有选择的机会。然而，也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与如此多选择俱来的责任，却可能生出无法实现的期待、焦虑以及生活的险恶感。[6]工作场所越来越多地引入个人目标、评估以及表现-薪水挂钩制，以使职员达到要求的标准，这进一步加剧了那种不安全感。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7]正准备将后者引入教学专业之中。但是“一切都由你定”——除了不是真理——乃是很难忍受的“硬”真理。如果我们选错了怎么办？
迈克尔·戈夫
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后果——每个人的个体化、公共麻烦的私人化以及在每个关头做出竞争性选择的要求——相伴随的，是不安全感、焦虑感、压力感以及沮丧感的高涨。如今，人们每三天就有一天请病假，这该由它们负责。[8]我们得对这些正在起作用，且构成了常识基础的情感面向加以承认。
那么，常识又是如何使得鲜活经验中的这些变化说得通的呢？将我们大部分的生命理解为消费者和市场竞争者乃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之举，这一点，大多数人是不是已经接受了？
我们实际上可以找到诸多反抗的迹象。这包括工会之类的旧有政治抗议形式，以及“占领”、“英国反削减”和“38度”（38 Degrees）[9]之类正在兴起的更新形式。尽管传统左派与新社会运动并不总是都同意——当然也并没有联合起来——但他们的确占据着同一个空间、斗争对象都是同一个预算，并且一起给出了我们自1980年代以来就没有见过的、更为宽泛且有效的政治力量，然而，这些运动并不像1980年代的大伦敦议会那样，以任何方式构成单一的社会力量。
大量的个体化的政治上的不满，也是存在的。焦虑到生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症候，它说明有些人发现要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共生还真是困难。另一点，就是流行文化中向隔绝起来的自足（isolated self-sufficiency）的显著后退。人们有脾气却不知指向何方，人们对于自己的命运有着喃喃的愤恨，人们对于接下去该怎么做有着费心费神的不确定。人们只是感到被政治阶级所抛弃，犬儒主义、从各种组织中退出以及去政治化大肆流行。
当然，许多群体的确拥有抗拒这些趋势的文化资源——这包括在历史上很重要的工人阶级的团结、防护组织（defensive organisations）、强烈的地方忠诚度以及互助的文化。其他一些资源则对新的进程有所洞察，如正在改变社会样貌的数字技术和传播。但是这些资源还尚未使得这些群体集聚成为任何有力、有效的回应。
公正
位于“常识”中健全的见识部分里的抵抗因素难以把握，但也还有阐释的可能。要做这种尝试，并且要证明对常识的此一理解对于抗争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蔓延来说颇具价值，我们现在就需要聚焦于一个关键因素——2012/13年冬季“公正”的观念及其在民众话语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将“公正”选为例子，是因为没有人反对它。整个政治光谱都在彼此斗争，以将这个术语改头换面地投入到自己的规划之中。
我们将首先勾勒出公正在最近的政治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随后我们将考察一些材料，它来自于读者对《太阳报》一则新闻报道的评论。借此，我们想对任一时刻民众话语中正在运作的挪用的种类给出提示，其次，我们想更为细致地考察一下，某个特定的评论者是如何将各种各样的信仰、术语和政治立场“剪刀加浆糊”成葛兰西所谓“构成千奇百怪”的常识——它灵活且带有差异性地将其各个因素组合在一起，以因应不同的语境和话题。在此过程中，我们试图揭示，政治家过于关注民调所提供的“舆论”，乃是危险之举。
什么才算公正，这对于我们的政治史来说至关重要。194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被作为全体社会成员间的集体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其目的，在于确保财富更为公正的分配，以及每个人都有健康发展并做出有用贡献的机会。这些强烈愿望，得到了民众广泛共识的支持。
自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右派就甚是努力地损毁此一包容甚广之“公正”含义的基础，并对其加以转码。玛格丽特·撒切尔把打碎共识，并以市场进路取而代之定为自己的规划。但她同样借助于对“我们所有人都已有的想法”的常识性吁求，来为此赋予合法性：
在英国，有大量的人正对以国家救助——津贴——为基础的社会日益警觉。实际情况是，有那么多人，没做错任何事、攒钱养老、存下了一点钱，结果却似乎是遭遇了不公。有些人，干事很少，且还干得很糟，却能从现状中获益（on the beneficial end of what has been going）……你不能在其他人已经创造出国家财富之前建立福利国家。
《对党务工作者的演讲》，贝里克（Berwick），78年8月30日
二十年后，大卫·卡梅隆又附和了同样的情绪：
有太长的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在那里，正经做事且认真负责的人反被要求纳税，并遭惩罚，而那些行事有误的人反能得到奖励……对于那些想要撕裂体制的人，我们想说——我们不会任由你靠别人的辛苦劳动为生。严厉的制裁。更为严厉的限制。简言之，我们将要建立起付出与所得相称……而不是不努力者反受奖励的制度。
演讲，11年5月23日[10]
这里的“公正”有一种准市场关系，是对个人付出的一种奖励——距离1940年代的集体主义远矣。
大卫·卡梅隆
近期的态度调查【来自于约瑟夫·朗特里和决议基金会(the Joseph Rowntree and Resolution Foundations)】表明，数十年来，将“勤勉工作的家庭”与那些出于种种原因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放在一起比较，已经达成了其预期结果。调查发现，人们对于穷人和那些依靠救济生活者的同情正在降低。一般而言，公正这个概不和任何权利观念（“没有人是生下来就该享福的”)联系在一起，而仅仅被看成是对付出的公正回报。
2012—13关于公正的论争聚焦于这样一些事件：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限制保险费用支出，使其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决定，以及伊恩·邓肯·史密斯 (Iain Duncan Smith)的福利改革，与之相伴的，是将靠救济金为生者妖魔化的大规模的“道德恐慌”，报纸起劲地对恐慌加以了放大，而广电机构（包括BBC）也没有对其加以强烈抵制。
在其如今已臭名昭著的文章中，奥斯本发问说：
“那些倒班的工人，他们一早离开家门时天还没亮，一抬头，看到的却是他们旁边邻居家密闭的百叶窗，而那些人正指望靠救济金这样睡一辈子，我们要问，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公正何在？当我们说我们和衷共济，我们就是在为这样的工人说话。我们替一切愿意勤勉工作且求得进步的人说话。
保守党会议，12年10月8日
”关于某些救济金高于平均工资的无业家庭（却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即这些救济金大多是直接支付给想要牟利的房东的住房补助）的短文和个人故事，都放大了此一生动的形象。YouGov的一份调查发现，平均下来，人们认为41%的福利预算被用作对失业者的救济，而实际数字则是3%；人们认为有27%的福利预算被欺骗性地申领了，而政府自己的数字则是0.7%。[11]这表明，一辈子不用上班的“窃贼”/“迟到早退的”/“不负责任的”/“骗子”之类的“民间恶魔”形象，与许多人的关切、憎恨和不安全感形成了共鸣。
这就是我们理解民调和网上反应的意识形态氛围。该论辩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议程框架中进行的，它横跨大多数的政治光谱和媒介产品。此一框架理所当然地认为，市场关系乃是核心（你买什么才能有什么），赤字是问题所在，而唯一的解决之道便是削减公共开支；其中应该优先削减的，就是福利救济——而这一切，都是“工党烂摊子”的后果。（工党自己还没强烈挑战过这一点！）论争是如此收尾的，再加上媒体的攻击和信息方面的误导，调查所示限制保险费用支出，使其低于通货膨胀率能集聚其人们的支持，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在将调查结果视为不可置疑的真理，或认为它反映了广有根基的政治立场时，我们得小心提防。YouGov的调查同样显示，一旦受访者被告知正确数据，他们的观点就有改变，且开始变得更加同情救济金申领者。这就表明，他们早些时候的反应，乃是政府和媒介卓有成效的信息误导的产物，而并非那些被调查者某些“未受污染”的意见。这就正如大卫·斯塔克勒（David Stuckler）最近所指出的：
“人民对于福利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是如何被框定的。当问题将税收与特定的规划和接受者联系起来时，年轻人就倾向于表达更强的支持。例如，只有20%的英国年轻人对给予穷人更多资助这一宽泛观念表示赞同，但当被问及对残障人士或双职工父母之类的特定弱势群体的支持时，超过90%的人表示愿意增加或维持既有的支持力度。[12]
”民意测验被——尤其是媒体——当成客观的不可变物，被当成政治家若加以反对便只能后果自负、无可置辩的趋势——而不是对在当时占主导地位之议程的内部框定的问题的是/否回答。它们乃是围绕常识展开斗争的工具，而非对它的客观反映。
人们在面对议题时，并不像民调所暗示的那样门儿清。若要更好地理解话语运作的方式，以及人们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和议程并再造其常识以为回应，我们就不能只是纠缠于对既得利益者所给出之问题的简单回答。我们得去捕捉那些貌似自愿、从受访者自己的考虑中生发出来的，其自发和不受约束其他人可能想得有多大它就有多大的话语。在线评论就与此类似，特别是当每个人都用化名说话的时候。
伊恩•邓肯•史密斯
对于报刊文章的在线回应通常都大而化之，且被很自我且搞破坏的人所主导，但是《太阳报》的博客容量巨大且所涉范围相当广泛，真实的愤怒、反讽、对人们自身困难的动人陈述、不以为耻的歧视赋予了它能量。这就是我们选用对于《太阳报》报道（13年1月8日）——伊恩•邓肯•史密斯引入法案，以限制保险费用支出，使其低于通货膨胀率——的158条回应作为材料，来说明人们现今是如何争夺“公正”观念的原因。发言人当然绝非任何社会群体的“代表”。对于“常识”的分析不涉及代表性；它所涉及的，是任一特定时刻的话语场域是如何在事件中构成的。每一则发言对于发言人来说都独一无二——他们自己对于来自那一场域之因素的特定改造。正如葛兰西所说，天主教有很多，正如天主教徒有很多一样——他们各不相同地挪用、改造和部署他们的天主教。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发言者甚至都明显不是《太阳报》的定期读者，他们是从“外部”施加干预。这包括那些出于政治原因明显试图转换话语的人，它甚至还包括报社业主本人。但他们都得在“常识”的领域、用日常语言来处理救济这一议题。通过对每个发言人所用话语策略的考察，我们可以更为细致地看到，他们是如何建立起一个论辩的场域、彼此争论，并更偏爱对一个议题的某一种常识性框定的。
人们对于论争中的“公正”有一些不同的改造，下面的引文即给了我们一些提示：
“是时候让这些爱领救济的家伙知道一下我们大家都是怎么过的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听到，那些领救济的强盗在那儿呻吟说这不公平啊，啥啥啥的。我认识一个家伙，每年旅行两次，一年一部顶级手机、电视机，他还说这是他的权利！！！不，这不是他们的权利，是福利体系让你在那儿混得下去，不用过两年修一次假的生活，却可以每逢周末就出去喝个大醉。醒醒吧，也该醒醒了。
”但有发言人感情强烈且机智地挑战了这些刻板形象：
“在此谢过某些论者了。用你所给的“强盗”、“iPhone/iPad”、“天空电视用户”、“宽屏电视”、“屁股们”（backsides）、“懒人”、“躲着不干活的”、“移民”、“昂贵假期”以及“杰里米·凯尔”(Jeremy Kyle)，[13]我设法完成了当天的在线白痴宾果卡，尽管缺了“酒和烟”。说实话，我真的在想，你们中的有些家伙到底是人呢，还是一堆垃圾邮件程序。
”其他人则公然将其蔑视指向了有钱人——这倒没什么奇怪，因为对于银行家红利的愤恨已广为传播。伊恩•邓肯•史密斯经常被视为攻击弱势者的“高等富人”的代理人。乔治·奥斯本几乎被普遍地谴责为穷人之敌。同样地，许多人一般也将国会议员视为有钱人中贪婪、自利的那一部分：
真正的强盗在政府里，他们不仅领着高薪而且还要求有巨额的开销。我们和衷共济，哈哈哈。
我们能给国会议员们的开销加上1%的限制吗?毕竟，我们和衷共济嘛。
然而，其他人应和的，是建立在19世纪《济贫法》基础之上、对失业者所做的“应得救济”和“不该救济”的区分，伊恩•邓肯•史密斯一般会借助于此。有些人还用此一区分去攻击移民；也正如人们讨论移民时常有的那样，种族和对于外国人的敌意经常暗含其中，尽管它们并没有被明确地提及：
“我的看法是，那些懒到不去工作的人，不该靠福利过得比那些上班的家庭还好，但是如果那些工作多年，却因别人的过错丢了饭碗，而又交了税和国民保险的人，同那些一辈子没上过一天班的人得到的，是同样的微薄救济，那么我不认为这是公平的。我也反对给那些没为我们的经济做什么贡献的移民提供救济品，反对将那些有一大家子要养活的人安置在普通的上班民众绝对买不起、却被期望对其加以补助的豪宅里。是到了对那些无法或不愿对我们的经济有所贡献的人关闭边界的时候了。
”这段言论接受了卡梅伦“公正”乃是“付出与所得相称的体制”、是投入什么收获什么的权利这一定义。此一立场所依赖的是排外潜流，但它听起来相当合理，这就帮它引开了人们期待可能针对其排外潜流的批评。它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一切集体责任感都被打碎，且将市民化约为交易商——“一物换一物”：远离集体社会模式的世界。但下面的例子将其重新引入论争之中，且同样认识到试图将救济等同于躲着不干活乃是欺骗之举，因为大多数救济领取者都在工作：
救济还是有存在原因的：直白说来，就是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能需要福利国家。我们的政府不能一面说站在奋斗者一边，一面将他们的救济拿走。每次当伊恩•邓肯•史密斯将救济削减描述为针对的是躲着不干活的人时，请记住：四分之三的获退税家庭都在工作。如果你撒了个弥天大谎且还复述再三，人们最终就会信以为真。
”另有一些人还有更为直白的政治分析——对于新自由主义框架有意识地拒绝：
“救济金方面的这些变化，将会给穷人和最低薪者以最沉重打击。但受贪婪驱使、道德上败坏的托利党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将目标对准社会上最弱的人，以引开人们对其缺乏效率和偷窃行为的注意。他们削减了富人的缴税额度，使其每年的避税额超过六千万英镑，并且自2010年以来还给予公有银行四百万英镑的红利。这是一个让人厌恶的政府，领导它的人只知道公立学校的世界。
”我们还发现了对于竞争性个人主义初具苗头的批评：
“大多数依靠残障救济的人都是……残障人士。他们中的许多都历经生活的艰辛，与他们的痛苦作斗争。使得他们得挣扎着在此基础上能有钱活下去，这不啻于残忍之举，它是专门利己的破产社会的标志。
”这只是目前在福利救济议题中竞争的、关于“公正”的说法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最后部分讨论政治运动如何能与这些材料建立有意义的关联。但首先我们想解释个人层面常识“构成千奇百怪”的特质——我们大多数人（全体？）是如何将来源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因素接合起来的，以至于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着围绕常识的悬而未决的斗争——左派可以尝试解决的不稳定状态。
下一位发言者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发现这同一个人有着一系列非常不同的“常识”，她还把它们拢到了一起。她在讨论中发言三次，用的是不同话语的大杂烩——包括这样一种激进的洞见，即工资的下调是救济支出激增的主要原因：
“工党牢牢叨叨地说，有些人还在工作，却已经没了抵税额（其核心选民），但他们更应该问的是， 为什么10个人里面有9个需要抵税额来劳动维生？在他们的监管之下，最低工资的额度早就应该上涨了，但砸钱给人们，以贿赂他们投工党一票，从竞选角度而言乃是更为有利可图的聪明之举。一直以来，工党都是懦弱的党，它总是采取反对意见最少的道路，而不管这会给公众造成何种损失，如今造成这种损失的正是他们的草根选民——真是可耻的表现。
”然而，在其他评论中，这同一个发言人用了托利党右派的“懒人”话语，这应和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严苛的道德主义：
“抱怨救济削减的人，定是救济申领者。每次有人抱怨他们拿到的钱他们觉得不够时，这笔钱总是被拿去付商店赊购卡/信用卡、电话账单等。救济是用来买吃的、付租金的——到此为止！如果你用救济金来买那些通常是在你有工作时才买的东西，特别是那些需要订购或是签合同或是贷款的物品，那就是你的错了，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不会明明知道自己袋里没钱却还要花钱买那些需要现金支付的东西!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多年来，人们得超过其所能地尽力生活得好一些。
”在另一处发言中，她将对最低生活保障工资的呼吁，与对移民的敌意结合了起来：
“街上很快就要有暴乱了，因为即使救济体系需要改革，工资也还是太低，在上班的人也无法凭工资活下去，因此他们会去游行，以求提高最低工资额；为了移民的完全中止，他们也应该去游行。当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大喘着气地到了这儿，准备找到工作或得到救济时，你怎么还能开始考虑增加额外的工作呢。这太丢脸了，得想想办法。
”在这一段话里，一方面，工资的下降被认为是救济金额上涨的潜在原因：她暗示说，每个人都需要足够活下去的钱，这样工资就得足够高，以支撑生活。但另一方面，她又认为救济申领者不该付得起电话费什么的，而只应该付得起饭费和房租，且她再一次地将移民指认为目前危机的主要原因。既有的看法被拼凑在一起，但又还没能被调和成融贯一致的观点，它被有选择地在不同语境中施用于不同效果之上——尽管它明显包括“健全的见识”的因素，以及对移民和救济申领者的“他者化”。
我们能从这些材料中学到些什么？首先，新自由主义话语正日益具有统识性，且设置了论辩的日程，但也有其他趋势参与到游戏之中——例如，对于他人的共鸣、对于合作而非竞争的偏好，或者非正义的感觉。
我们还能学到人们是如何将其对社会之理解各具矛盾的方面连接在一起的——例如，人们是如何将阶级愤怒与英国独立党（UKIP）或英国国家党（the BNP）的政治相联姻的；这些连接中潜藏着怎样的焦虑；人们又是如何部署替罪羊，以在试图解决潜在社会问题的同时又拒绝承担责任的。
艾德·米利班德
左派和工党必须认真对待围绕常识的斗争。正如葛兰西所坚持认为的，政治总是“教育性的”。我们必须承认位于常识的混乱与矛盾之下的不安全感，并且利用许多读者的评论中所流露出的强烈情感和愤怒。工党必须将每一个政策议题当成机会，不仅要用它检查语用学，更要用它强调内在的原则，以慢慢建立别样的共识或“大众哲学”。它必须对此一已经强烈存在的不公正感和非正义感加以利用。换言之，它必须涉身双向的学习过程，以导向葛兰西所谓“有机的融贯一致——在其中，感情—热情变成理解”。从民众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阶级的犬儒态度来看，这可能有点复杂，但我们别无它途。
工党可能曾忙于发展替代性政策，但直到其2013年秋的会议为止，依然没有迹象表明新自由主义论争框架的破裂，以及对先前所列、被人们想当然之假设的挑战。毋宁说，它开始紧张地回应在此新自由主义议程内框定其问题的民调，并害怕与从中得出的“舆论”——它认为公众希望救济得到进一步的削减——相悖。
关于这一点的最近一例，就是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关于其社会保险改革政策的演讲（13年6月6日）。他本可以这样开场，即厉声批判联合政府[14]的规划及其新自由主义原则，然后标示出一系列将灌注工党之规划的、性质不同的原则，而政策将会从这些原则中生出。但在继续解决政策领域的问题、论证其替代性政策之前，他开场强调的，却是能花的钱太少，而他将借助“位于体制核心的正派价值”（但只是非常松散地暗示说它们是什么——更大的公平、合作以及包容而非冲突等与“一个民族”有关的价值）来处理这个问题。对于紧缩议程的整体批判，是没有的。
演讲的细节是建议这样一个计划，即借助替代性的策略——比如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最低生活保障工资的水平；支持市政会从私人地主那里取得更好的交易，以控制住房预算；对青年就业给予补贴；急迫的基础设施开销，以创造更多工作、建造更多房子——来达成这样一种限制，这都是左派支持的方法。此类方法将会降低对于救济的需求，而非降低实际支出。
但成为大多数媒体头版头条的政策，却是如果工党竞选成功，在限制救济开销方面将会与联合政府相当，至少第一年是这样。演讲的结尾部分言及于此，虽然前面即已有所暗示。人们可能已期待此类头版头条，而它确实也是有意为之（This headline must have been expected and indeed intended）。它所推向的，是中间立场（而布莱尔派非常拥护地对其加以了回应）。但它是如此短期的策略，且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统识没有影响。很多人知道这个头版头条，但只有少数领会了这些细节——即使它们领会了，该演讲最多也只是被理解为实现紧缩议程的、更为人道的方式。我们在地的政治游说经验是这样的，传统的工党选民领会了头版头条的意义，其回应是问“有什么好操心的？”——没人给出相对于“紧缩”的替代性方案。
同样这些政策，其实可以在对联合政府规划的批判之中得到很好的框定，且可以作为一种求取不同种类社会的运动。认识到对于银行家，以及当代英国广泛的社会不公的愤怒这一广泛的“健全的见识”，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工资日渐增多的支持，广泛的不安全感，以及将工党的政策框定为求取另外一个社会——即利用市场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非任由其主宰我们的生活——的圣战，这要更好得多。然后我们会发现有民调会问“有人全职工作，他该得到足以生活下去的薪水吗？”或者“如果有人下岗了，在他/她还在找新工作的时候，国家应该给予援助吗？” 正如前引大卫·斯塔克勒所说，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关于不同秩序的舆论。
然而，就在本文的分析发布在线版本的那一周，米利班德的会议演讲就沿着我们所建议的路径前行了——他将整个演讲框定在人们对富人以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代价更趋富有的愤怒之上，他承诺要扭转这一进程，要使所有英国市民的生活都正派、得体，并提出了一系列直接意在于此的政策。
但工党是否能够坚持这一更具原则性和包容性的立场，依然难以预料。数天以后，他们关于移民和救济申领者的宣言，又回到了联合政府惩罚性民粹主义的框架之内。[15]只有当工党将其“人民教育者”的角色真当回事，它才能赢得观念之争。每一次危机都提供了转换民众思考方向，而不仅仅只是反映右派的民粹主义理解或追逐短期机会主义的机会。想要赢得进展，左派，特别是工党，就应该采取某种更为勇敢、创新、“教育”和开创性的战略进路。
原载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注释
[1] 此处系指英国《太阳报》1982年5月4日对于英阿“马岛战争”（英国称“福克兰岛战争”）相关战况的报道，当天，阿根廷军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英方击沉，该报相关头版头条标题即做“搞定！”（Gotcha!）。——译者注
[2] 所有关于葛兰西的引文，皆来自《狱中札记》，劳伦斯与威肖特（Lawrence and Wishart），1972。【中文翻译参考了曹雷雨、姜丽、张跣所译该书中文版（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的相关文字，特此说明。——译者】
[3] 斯图亚特•霍尔、多灵•梅西（Doreen Massey）、米歇尔•鲁斯汀（Michael Rustin）：《新自由主义之后：对现状的分析》（‘After neoliberalism: analysing the present’），www.lwbooks.co.uk/journals/soundings/manifesto.html.
[4] 多灵•梅西：《经济学的词汇》（‘Vocabularies of the Economy’），www.lwbooks.co.uk/journals/soundings/manifesto.html.
[5] 该短语颇具贬损色彩，意在攻击任何使得政府干预加大的政策和政治家。——一译者注
[6] 蕾娜塔·莎莉塞（Renata Salecl）：《选择》（Choice），素描书店（Profile Books），2010。
[7] 迈克尔·戈夫：英国内阁教育大臣。——译者注
[8] 青年基金（The Young Foundation）：《沉没与游水》（Sinking and Swimming），在线报告，2011。
[9] “38度”：英国的非盈利政治行动组织，其运动议题广泛，包括环境、气候变化、国家健康服务、更为民主的媒体所有权、儿童贫困以及政治改革等。该组织号称有超过一百万成员。——译者注
[10]www.conservatives.com/News/Speeches/2011/05/David_Cameron_Building_a_bigger_stronger_society.aspx.
[11] www.tuc.org.uk/social/tuc-21796-f0.cfm.
[12] 大卫•斯塔克勒、阿伦·里弗斯（Aaron Reeves）：《我们被告知年轻一代都没同情心，但那是谎言》（‘We are told generation Y is hard-hearted but it’s a lie’），《卫报》，2013年7月30日。
[13] 杰里米•凯尔，英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其所主持的最为知名的节目为《杰里米•凯尔秀》，该节目是一档具有小报风格的脱口秀，颇受争议。——译者注
[14] 2010年英国大选，保守党并不占绝对优势，在争取民主自由党的支持后成为执政党，所以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和自由民主党领袖克莱格联姻执政，卡梅伦为首相，克莱格为副首相。——译者注
[15] 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移民托利党正在制造怀有敌意的政府，不仅对移民是如此》（’The Tories are creating a hostile environment, not just for immigrants’），《卫报》2013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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